井岡山斗爭時期，根據地戰事頻仍，短短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竟然有四次反進剿、三次反會剿，其他大小戰斗不斷。毛澤東說：“邊界的斗爭，完全是軍事的斗爭……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占去了。”[1]P8由此可見，紅色政權要想生存就必須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做保障。譚震林在《回顧井岡山斗爭歷史》中總結道：“沒有正規部隊和廣大地方武裝的配合，就不能戰勝敵人，土地革命就無法開展，農民群眾也不可能充分動員起來支持革命，已經占領的地方也保不住，到頭來即使建立了紅色政權，也站不住腳；而沒有鞏固的根據地，武裝斗爭也就失去了可靠的后方和依托。”[2]P12正式紅軍和地方武裝是兩支重要的武裝力量，研究它們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了解井岡山的斗爭，了解黨的建軍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正規軍和地方武裝相結合的必要性分析 

（一）概念界定 

本文所指的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均指的是我黨領導下的武裝，區別于國民黨的正規軍和反動地方武裝。正規軍指的是正式紅軍，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剛上井岡山時稱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朱毛會師后改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根據中央六月來信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1928年又新增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地方武裝指的是由地方成立、領導、組織和負責保障供給的武裝力量。大革命時期，地方武裝指的是各地的農民自衛軍，暴動隊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成立后，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為武器，鄉為單位，每鄉一隊，人數以鄉的大小為比例。職能是鎮壓反革命，保衛鄉政權，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赤衛隊的武器比暴動隊好些，有五響槍、九響和單響槍等。赤衛隊、暴動隊平時分散務農，戰時則集中協助紅軍部隊抗敵。當時，赤衛隊和暴動是有年齡要求的，25歲至35歲的男性青壯年可到赤衛隊，35歲至45歲的則編在暴動隊。 

（二）中央對武裝斗爭的初步認識 

大革命失敗后，我黨從慘痛的教訓中認識到了組織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八七會議”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并指出，武裝工農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這實是我黨第1等重要的責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8月9日規定了建設革命武裝的總方針：“必須創造新的革命軍隊”，同時應當想種種方法武裝工農，無論如何不能解散他們。從這些工農武裝，是造成新的革命軍隊之中心勢力”。把創建革命軍隊同武裝工農結合起來，把建設正規軍隊和建設地方武裝結合起來，把發展地方武裝看作是建設正規軍的基礎，這是我黨幼年時期對武裝斗爭的初步認識。隨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點燃了革命的火種，但隨著這些起義的相繼失敗，說明在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國靠策動部分舊軍隊兵變，靠臨時召集起來的群眾一哄而起，是不可能取得勝利，武裝斗爭也難以持久。革命要想取得最后勝利，既要有相當規模的正規軍，又要有組織良好的廣大革命群眾直接或間接參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立后，中央多次來信指示：“以工農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政權”，“工農暴動的主力必須是工農群眾自動起來的武裝”，軍隊要分兵發動群眾，助成工農暴動，做工農武裝的副力。1929年4月，中央在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中更強調：在斗爭中，一定要記住武裝農民。擴大農村的武裝斗爭，建立農民的武裝，這是第1個主要任務。遵照黨中央指示，各地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先后深入廣大鄉村，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推動了群眾武裝的發展。 

（三）發展地方武裝是井岡山斗爭形勢的迫切需要 

第1，井岡山的斗爭形勢非常艱巨，軍事上不但有敵人正規軍的進攻，還有敵人地主武裝挨戶團、靖衛團的進攻。正規軍可以對付大股敵人正規軍的進剿，但對于敵人地方武裝經常性的騷擾侵襲，正規軍則難以發揮大的作用，必須依靠地方武裝經常性地駐守鎮壓。敵地方武裝機動靈活，熟悉地形人情，善于喬裝打扮，經常性地在根據地搞破壞活動。對于我正規軍來說，對敵地方武裝的喬裝打扮不易識別，并且也難于全部殲滅。相反，對于我地方武裝來說，他們本鄉本土，熟悉地形人情，能夠識破敵人的偽裝打扮，地方武裝的這些獨特優勢是正規軍不具有的，也是必須發展地方武裝的原因所在。 

第二，當正規軍主力離開根據地向外發展去擴大根據地、擴大影響時，根據地只剩下少量的兵力，這點兵力是不足以保衛根據地的，必須有一支大的武裝駐留在根據地，才能防止根據地丟失。正規軍主力離開根據地固然要選擇敵人分裂、內訌時期，但敵人大量反動地方武裝的存在，根據地內土豪劣紳和地主豪強的存在使得根據地并不是就安享太平，面對強大的反動勢力和險惡的斗爭環境，必須時刻防備敵人的滲透、偷襲和破壞，必須有一支常備軍才能威懾和應對敵人。當正規軍向外發展時，保衛根據地，堅持本地區斗爭的歷史重任就天然地落到地方黨和地方武裝的肩上了，這也是必須發展地方武裝的原因所在。 

第三，根據地建立后，并不意味著根據地群眾就敢放心大膽地去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但當我正規軍不在和地方武裝不強大時，經常出現“農民種地，地主割禾”的情況。面對反動地主豪強強大的家族勢力和宗族勢力，邊界農民極怕土豪劣紳的反攻倒算。只有發展地方武裝，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裝，根據地群眾才敢和反動勢力做堅決的斗爭。沒有地方武裝，沒有自己的槍桿子，廣大群眾是不敢以血肉之軀去抗擊反動派的，即便抗擊也是難以取勝的，革命需要民眾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才能取得勝利。只有發展地方武裝，鎮壓土豪劣紳，才能解除根據地群眾的后顧之憂，才能激發根據地群眾革命的的勇氣，根據地民眾有了自己的槍桿子，才敢于解放自己，翻身做主人，根據地群眾嘗到了革命的甜頭，才會轟轟烈烈地開展生產運動，支持根據地建設，支持紅軍。 

第四，根據地經濟落后，“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而我正規軍有4、5千人。一方面由于頻繁的戰事，我軍需要不斷地補充增加戰斗人員，另一方面由于根據地經濟條件的限制，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充軍備，而解決的方法就是“藏兵于農”，地方武裝半脫產性質的閑時務農，戰時參軍，既能保障根據地正常的經濟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又能保障根據地有戰事時的武裝力量。這種形式無疑可以妥善地解決我軍武裝力量的體系問題，同時解決根據地的生產和建設問題。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力量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系的構建，它是我黨對武裝斗爭的初步認識的結果，更是井岡山斗爭實際形勢的迫切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建軍思想上的重要成果。 

二、正規軍對地方武裝的幫助和支持 

（一）破除紅軍幫助地方武裝會削弱紅軍的錯誤觀點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創建，在創建初期，受“城市中心論”的影響，大部分同志并不理解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選擇，他們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缺乏思想準備，對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缺乏耐心，在他們看來“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1]P9這種流寇思想的表現在軍事上就是不愿到農村去做組織群眾、發展群眾、武裝群眾的工作，擴大紅軍只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而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主力紅軍的路線。更甚者用機械唯物論的觀點看待“正規軍隊幫助地方武裝”的問題，認為正規紅軍向地方武裝輸送人員和槍彈、從正規紅軍中抽人去辦訓練班，培訓地方武裝骨干，必然會使正規軍削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看待此問題，正規軍幫助地方武裝發展可以換來千千萬萬圍繞自己周圍的地方武裝。地方武裝本鄉本土，熟人熟地，與外來敵人作戰時，常常能發揮其容易隱匿和出奇制勝的優勢，起到正規紅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3]P9一旦需要，地方武裝可以編入正規紅軍，其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明顯強于招募的游民。實踐一再證明，正規紅軍幫助地方武裝，正規紅軍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強了。正規軍幫助地方武裝發展，地方武裝發展為正規軍，這是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建軍思想上的偉大創新。 

（二）成立軍官教導隊幫助訓練地方武裝的指揮人員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寫道：“朱培德、吳尚亦在武裝保安隊和挨戶團，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斗力，頗為可觀。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1]P101927年12月，毛澤東在寧岡礱市龍江書院創辦了我軍第1個軍官教導隊，這是專門培養和訓練下級軍官以及邊界各縣的赤衛隊指揮人員的軍事學校。學習的主要內容是政治和軍事，要求學員既要懂軍事，更要懂政治。軍政結合，旨在提高學員的階級覺悟和思想水平以及學員的軍事技術。這期教導隊原計劃辦3個月，后因斗爭形勢的發展只辦了兩個多月。紅四軍成立后，又在茨坪創辦了紅四軍軍官教導隊，紅五軍上山后，在紅四軍軍官教導隊的基礎上創辦了紅軍第1所正式學校——井岡山紅軍學校。教導隊為地方赤衛隊培養許多優秀學員，他們成了邊界革命的骨干分子，極大地鞏固了邊區紅色政權。為地方武裝培養的著名學員劉仁堪，就曾任蓮花縣委書記，犧牲時用腳趾頭沾鮮血寫下了“革命成功萬歲”六個大字。這種革命必勝的信念和犧牲精神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更勇敢的拿起武器做斗爭。 

（三）直接派有作戰經驗的紅軍干部充任地方武裝的指揮人員 

除了成立軍官教導隊，為地方武裝直接培養指揮人員外，紅軍還直接派優秀的軍事干部去地方擔任軍事指揮官，領導地方赤衛大隊。由于井岡山斗爭時期戰事頻繁，很難有充裕的時間系統地為地方培訓軍事人才。因此碰到特殊情況時，正規軍還直接派指揮官去地方赤衛隊任職，擔任隊長。例如資興、桂東、汝城三縣成立湘南游擊隊后，紅軍將二十八團三營黨代表唐天際留下擔任湘南游擊隊的大隊長。并曾派紅軍連長夏炎擔任蓮花縣赤衛大隊大隊長。[4]P295這些軍事指揮員就像酒引子，到了地方后四處發酵，壯大了我軍武裝力量。但由于井岡山時期，面臨敵人多次進剿、會剿，敵我力量常常懸殊過大，派指揮員到地方任職也只能挑選戰斗之余的間隙。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寫道：“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后充當。由紅軍派遠地人到地方去當隊長，必須逐漸減少。”[1]P9 

（四）從正規軍撥出一部分槍支給地方武裝 

地方武裝在“馬日事變”以前擁有槍支較多，槍數：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寧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馬日事變后，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紳繳去。根據地創立后，國民黨不但派正規軍瘋狂圍剿，朱培德、吳尚還武裝保安隊和挨戶團進行進剿，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斗力，頗為可觀。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寫道：“現在各縣赤衛隊的槍支還是很不夠，不如豪紳的槍多，紅軍必須給赤衛隊以幫助。在不降低紅軍戰斗力的條件之下，必須盡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1]P7為此，毛澤東同志審時度勢，從正規軍中撥出一部份武器給地方赤衛隊，以對付反動地方武裝的進攻和報復，保衛邊區紅色政權。地方武裝的武器大部由紅軍撥給，小部由自己繳獲，毛澤東上井岡山后，各縣槍數增加為：“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1]P9武裝后，各縣赤衛隊大都經常地和地主豪紳的保安、挨戶團作戰，戰斗力日益增強。 

三、地方武裝對正規軍的配合和補充 

（一）地方武裝配合正規軍作戰 

第1，地方武裝配合正規軍作戰。正規軍人員多，軍事素養高，武器好，戰斗力強；地方武裝人員少，軍事素養差，武器落后，戰斗力較弱。因此在面對敵人正規軍的大舉進攻時，地方武裝承擔配合主力紅軍作戰的任務。地方武裝配合正規軍作戰的主要方式是幫助正規軍布置戰場，偵察敵情，襲擾敵人，堅壁清野，使敵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不敢深入我根據地區。幾乎在每次戰斗中都有地方武裝的身影，例如在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中，地方武裝大顯身手，地方武裝和地方群眾萬余人參加，協助我軍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的勝利。在贛敵第三次進剿時，寧岡、永新的地方武裝趕往新、老七溪嶺，利用山險，阻敵北進； 第三次“會剿”時，前委和毛澤東將永新、寧岡、茶陵四縣的地方赤衛大隊、暴動隊組成邊界赤衛總隊，由鄢輝任總隊長，劉作述人黨代表，統一調配，堅守九隴山軍事根據地，與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互為犄角。共同拱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P395 

第二，正規軍以集中為主，地方武裝以分散為主。敵人力量強大，主力紅軍分散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因此必須集中為主，攥緊拳頭才能打敗敵人。正規軍有時也會分散，但那是在沒有戰事的時候，正規軍分散去做群眾工作，組織群眾、發展群眾、武裝群眾。正規軍不能分散的原因主要是：“（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需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斗，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1]P10井岡山的斗爭實踐也多次證明，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敵，則往往勝利。 

地方武裝由于和主力紅軍承擔的任務不同，因此必須以分散為主，地方武裝主要承擔鎮壓反革命，保衛地方政權，配合紅軍作戰的任務。分散活動更有利于偵察敵情、襲擾敵人、保衛政權，此外地方武裝以分散為主還因為地方武裝本身是半脫產性質，需承擔經濟生產的任務，這也使得地方武裝必須以地方為依托，分散進行經濟生產。 

第三，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共同成為保衛根據地的武裝力量。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分析道：“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撐起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1]P35可見，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就像是根據地的左膀右臂，缺了哪一個都不行。如果沒有穩固的政權和堅強的地方武裝，只有當部隊一來，政權才有一陣子，軍隊一走，反動軍隊又來了，就實行白色恐怖，政權又沒有了。楊克敏在《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寫到：“各縣的地方武裝……作戰能力都還不錯，因為經過的斗爭多，完全是在屢次的戰爭中磨練出來的。”[2]P249各縣赤衛隊、暴動隊這類地方武裝，已成為紅軍的重要配合力量，他們與正規軍一起，共同擔起了保衛紅色根據地的重任。毛澤東說：“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么敵人也不能消滅的。”[1]P12 

（二）地方武裝對正規軍的補充 

由于敵人多次瘋狂進剿和會剿，紅軍戰斗和非戰斗減員非常嚴重，正規軍兵員補充已經是一件迫切的事了。由于戰事需要，只能招募游民進行補充，但游民日少，補充愈來不易，并且游民沒有恒心，參軍投機主義強，對我黨和軍隊的忠誠度低。而邊界地方武裝由于和紅軍目標、利益的一致性，這時已經成了紅軍的主要補充力量。地方武裝改造發展成為正規軍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零散的補充兵員，當正規軍所需補充兵員不多時，由邊界黨負責從赤衛隊中抽調部分隊員進行補充。另一種是成建制的轉化。當斗爭形勢險惡，需要大量兵員時則地方武裝直接轉化升級為正規軍。 

第1，成建制的轉化，把袁、王地方武裝升編為紅三十二團。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山后，遇到的最大地方武裝是袁、王部隊。老同志熊壽祺回憶道：“記得主席講過：袁文才對革命是有幫助的，三灣改編后的工農革命軍兩營人，沒有袁文才答應，我們是不容易進去的，就是進去了，也難站住腳，就像紅軍到延安，跟劉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樣。” [2]P179沒有袁、王兩個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不行的，如果他們反對，在井岡山也是站不住腳的。為此必須對袁、王部隊進行改造，把他們變成黨的武裝，經過我黨精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后，袁、王部隊接受了改編，升編為紅三十二團，袁、王分任正副團長。袁、王部隊改編后，極大地壯大了我紅軍正規軍力量，袁、王部隊也變成了真正的革命武裝，并發展為紅四軍的4個主力團之一。 

其他成建制的補充還有蓮花獨立團改編為軍部獨立營。1928年紅四軍冬季整訓時，為擴充紅軍力量，將蓮花獨立團進行了改編，其中張威部編為軍部獨立營，營長張威。 

第二，零散的兵員補充。除了成建制的改編，另一個補充方式是零散的兵員補充。地方武裝成為正式紅軍的有力補充，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有鮮明記載：“紅軍的組成有六大部分：一是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二是參加秋收起義的國民政府警衛團；三是平江、瀏陽等縣的農民武裝；四是湘南暴動后上山的湘南農軍；五是國民革命軍江西、湖南的投誠部隊；六是邊界各縣的農民地方武裝。經過長期的戰斗，部隊兵力損失很大，前三項只剩下三分之一，湖南農民也傷亡很大。雖然，前四項‘至今還是紅軍第四軍的骨干，但已遠不如后二項多’。”[1]P10可見，地方武裝已成為正式紅軍的最大來源之一。 

第三，走赤衛隊——地方紅軍——正規紅軍的擴軍路線。在實際擴軍的道路上，“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1]P9這種擴軍路線解決了紅軍部隊向外發展與保衛地方的矛盾，同時為地方武裝轉化升級為正規軍架設了橋梁。地方武裝轉化升級為正規軍提升了兵員的素質，增強了我軍的戰斗能力。井岡山斗爭時期，地方武裝和正規軍相結合是我國武裝力量體系構建的萌芽時期，在抗日戰爭時期，我軍發展為主力兵團、地方兵團和民兵、自衛軍相結合的形式；在解放戰爭時期實行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相結合的形式；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實行解放軍、武裝警察、預備役和民兵相結合的形式。這些形式無疑都是對井岡山時期正規軍和地方武裝相結合的武裝力量形式的新發展和新探索。共產黨的部隊在戰爭中越打越多，而國民黨的部隊在戰爭中卻越打越少，并被迫走上抓丁的道路，這說明我黨在建軍思想和建軍戰略上優于國民黨。寓兵于農，兵民是勝利之本，從地方武裝到正規軍，這種擴軍路線增強了我武裝力量，使得我軍呈幾何數字增長，使得國民黨反動派陷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并最終潰敗大陸。 

正規軍、地方武裝和民兵、預備役相結合，無疑是我黨武裝力量體系構建在建軍上的重要成果。和平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可能也無必要保持過于龐大的常備軍隊，彭德懷在做第1部兵役法的說明報告時曾說：“強大的武裝力量并不依靠在平時保持過分龐大的現役軍人的人數，這不但不利于人民的生產和國家的建設，而且在軍事上的意義也是有限的；強大的武裝力量，主要地依靠強大的現役兵員和強大的預備役兵員相結合。”[5]P27今夭，我們研究井岡山斗爭時期正規軍和地方武裝之間的關系，對于加強我軍建設，強國強軍，鞏固國防，捍衛國家主權，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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